战胜激情的行为在消除信仰的社会中几乎难以成功，为了让理性战胜激情，为了将个人权利变成公共权利，肯定需要某种东西，而这应该是一种比物质力量更强大、比实际的利益更可观、比哲学理论更准确、比习俗更具稳定性的东西，这种东西还应共同植根于人们的心中，并对所有人都具有权威性。
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帝国与国家》，三联书店2004年版。（3）左派马克思主义和帕累托主义的：强调国家是社会上层压榨下层的手段。
在众多的神圣空间中，最有意味的是王室核心世系庙宇，国王的公共宝座，陈列王室成员遗体的灵室，和世界之轴。这一点在国王的火葬仪式中也有表现，宝塔本身是这场人工风暴的眼中之眼，此时它再次成为一个宇宙意象。[12] 在解释法律时，格尔兹提倡从功能主义的解释转向法律的阐述观，重要的是意义，而非功能，[美]克利福德·吉尔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梁治平编：《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46页。现在西方国家依旧庆祝圣诞节便是明证，尽管西方是我们所认为的科学最为发达的地方，尽管早在尼采时就宣称上帝已死，但是人们还是会给自己塑造一个神话，否则无法生活于这个多变的社会。强世功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以1976-1981年的刑事司法为切入，深刻地揭示了法治的兴起及其带来的重要变革。
[38] 转引自格尔兹，1999，第120页。原始社会中的图腾，各种的多神教崇拜，逐渐被建制化后，成为巫术、宗教……如果我们每次都去诉诸生活世界的意义，那么社会成本必将会加大，以致无法承受。而且还在将这种逻辑向外扩展，传统的政治人类学的问题在于，以现代政治社会为基准，由此来看待其他文明，塑造其异文化的形象，这样无国家的社会就被当作了一种否定的范畴。
[36] 参见前注26，李永毅等文，第117、118页。[89]如果是这样，本文的初衷尽管是积极地寻找激情，但是结论却是和韦伯所说的一样，是悲观的，我们命定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由理性构造的铁笼？[90] 在讨论安顿激情时，其实要回答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这种激情的回归是应该由个人处理，还是由社会来安顿？如果由社会来处理，这需要被国家控制吗？个人化的激情的问题在于，很难保证传递的可能。[42]但我们还需要注意，此种转化不是绝对的，布迪厄提醒我们注意，就在当下，在现代化获得无可争辩的话语权的今天，很多行为的解释还是要依靠象征资本的概念，缺此无法解释很多问题，如婚姻的缔结中的权衡，如捍卫象征资本时的很多看似非理性的行为等等。这个时候，祭司也会被人们打倒在地，除非他愿意改变以往的宗教训令。
通过祭天之礼，将天下之公的追求与事实上的天下私有之间的冲突消解，使得统治得以可能。[75]人与动物的这种区别其实来自于这样一个前提基点的不同：人是社会动物，很多动物是原子化的、个人性的，准确地时候是，它们的社会化未被制度化。
（4）国家的民粹主义：将国家当作是共同体精神的延伸。与此同时，鸽子们振翅飞起，这象征着那超脱的灵魂。更为主要的是，被神化的国王的统治力也很有限，根本无法达致社会的基层，国王被架空起来徒有其名，明智的统治者不会甘于此种地位，如此神权统治逐步瓦解。[47]但是何种激情是需要被驯化的（required taming），何种激情是作为驯化者（tamer）？最后，利益成为了唯一的驯化者。
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涂尔干认为社会优先于个人，个人的本性正是在社会中才可以得到体现。但是日本天皇本身就被当作是天之化身，不需要通过祭天来神化自身。[84]在现代化过程中民间宗教的兴起，其原因在于现代化的物质世界并未解决灾难、疾病、不幸的可能性，于是人们转向神灵，索求他们的安全感，这并不是说他们就一定相信这些宗教，而是说这是他们试图从一个未必可知的世界中求得可知世界中不可求之物的手——为了把握不可把握的世界的手段。关于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可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科学话语共同体》，三联书店2004年版。
第四部分以现代性发展中的问题入手，反思建立于理性化个人之上的社会运行有何病症？第五部分阐明在现代社会中，激情对于社会运行和权力构建的重要性，以此回应文章前面提出的疑惑。[15]在社会制度发展完备前，系统强力背后需要生活世界的共识的交叉的支持：在形成社会后，这种生活世界的支持被建制化，一般被凝固在神魅之中。
[24] 格尔兹在书中总结了三种类型的政教关系：第一，国王本人就是领袖祭司，第二，国王被剥夺了宗教职能，他与世界的联系需要依赖于祭司，第三，国王本身就是超凡的中心，祭司是他神圣特性的征象而已。权力服务于夸示，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
[68]超过一定的规模的群体的形成就需要依赖于宗教的力量，使之增加集体的团结，当然宗教不是唯一的方式，也就是说，要给人们想象以所本。[83]现代制度的建构是法理型权威取代传统型和卡理斯玛型的权威，但是现代化的进程中，民间权威却可以继续存在，其关键在于民间权威不会像科学那样试图理解、解释一切，所以可以更好地保存自己，不至于失去信誉。[16] 此处的系统、生活世界等概念，均获益于哈贝马斯，详见前注①，第26-33页。现代性的问题在于，现代人类学将所有人当成了原子化的个人，假定人只有一种物质上的需求，本文要做的恰恰是回归本源的工作。其实，这种对激情的不同选择，更为根本的在于对人的假设的不同，如果人是单个的，那么对人的统治就很容易建立在物质激励之上，因为单个的人的需求只是生存。神一般的国王也就失去了与具体现实相接触的机会。
其实这两种作用是很难完全区分开的。通过对服从者的馈赠可以给统治者带来一种无形的资产，这种象征资本迟早会转为物质财富，因为统治者需要收回物质财富以支持上述循环。
[68] 李强教授在论述自由主义的著作中，特别注意到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的意见，参见李强：《自由主义》，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32页。那么，难道他们不是为了能够看到沼泽或大海之处的土地而打来打去吗？‘先生，一个年迈苍苍的国王答道，‘我们打仗可有更充分的理由，可不是为了这些不起眼的小山。
第三部分重点阐述通过庆典、仪式的权力运行如何一步步走向现代政治。如果这种精神的权威不能保证有狼子野心之人服从，那么君主就会被推翻。
[②]此后国家的正当性不再基于神魅或传统，理性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成为国家的基石，我们被同质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地球村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各国的政治构架相似性的加强，与之同时的趋势是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去人格化。在古典政治中，国家是高于个人的大写的人，将国家摆在很高的位置上，但基督教的二元论教义使得上帝与恺撒、精神与世俗、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有了区分，贬低了世俗国家的地位，同时教会寻求针对世俗国家的统治和领导权，个人在服从世俗还是服从上帝之间备受煎熬。我们可以对比一下福柯所描述的惩罚之变化，在以往仪式性的惩罚罪犯中，反而使得多角色的民众的反抗意识觉醒，使之成为了狂欢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到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该仪式对君权的恢复抵不上对君权的削弱，进而作为公共景观的惩罚逐渐减少，这显示的就是同样的一个进化的过程。[38] 转引自格尔兹，1999，第120页。
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75] 福山借助黑格尔及科耶夫的理论，对历史的终结做了大胆预测，由此他看到了最后的人类，同前注③，福山书，第5页。
[85] 为什么现代社会中激情会凸显？而且以比过去更加激烈的方式出现？这与社会的高度变化和发展有关，这种激变既有地方性的——美国的衰落、欧洲的债务危机、中国的社会问题、印度的贫富分化、中东的政局动荡、朝鲜的民主缺失等等。[34] 格尔兹，1999，第20页。
这一点在国王的火葬仪式中也有表现，宝塔本身是这场人工风暴的眼中之眼，此时它再次成为一个宇宙意象。但是，这种庆典是极度耗费的，也就是说，庆典在树立宗教上、精神上的权威的同时，物质上的损失是巨大的。
【摘要】建立和维持有效的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在现代社会之前，激情曾经在政治的运作中发挥重大作用，在经历了理性化带来的激情的隐退后，现代政治并未回应全部的需求，当今社会又经历了一场激情的回归运动。[65]我们需要关注这里面的死生的不同意义，在他们的观念里，这庆典背后的并不是功利主义的统治的考虑，而是很深的文化意义，不能用今天的理性来解释，殉葬的女人真的认为自己会获得灵魂上的永生，就如同那振翅高飞的鸽子。[36] （二）高处不胜寒：神的烦恼 现代的社会中，保留君主的国家，一般君主只是保有荣典权，具体的国家事务他是不干涉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君主才显得崇高——因为他/她不会出错。[44] 贵族的名录被封闭了，他们有着族谱的证明，新富只能算作是二流家族，独占行为背后蕴藏着经济动机，除了对官职的独占外，很重要的是取得对通婚权的独占。
巴厘剧场国家的统治模式的真正瓦解反而是随着理性化的到来而造成的变化。[23]神性的国王崇拜，使得巴厘的权力斗争不是财富的斗争，而是一种竞赛式的夸示不断扩张的过程。
[53]但是，无论是新老契约论，还是法律经济学进路的分析，其基础都是以理性的个人为基础的，如此构建起来的国家对激情、感情的关注显然是不够的，所有的政教分离的国家对精神层面的追求大抵采取一种贬抑的态度。[67] 作为西方社会基石的自由主义以理性主义为前提，但是这种理性人的独立思考削弱了宗教和信仰，而社会的存续不是仅仅靠理性就足够的，这一点也被很多学者注意到。
[16]总的来说，法理型国家之前，正当性的基础在于神魅或传统，之后降落到世俗之中。[⑩] 人类学的深/厚描（thick description）使得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兴起之前的权力运行状况，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对十九世纪巴厘岛剧场国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试图对传统人类学认识论进行批判，展现不同于西方正统理论中的政治与国家理念。